购彩技巧:改革开放40年社会学分析:动因、逻辑与原理/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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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兽世界怀旧服

                                      作者:鲁东 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动因需要从改革之前的历史中寻找。可以发现,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令政权高层大为震惊,其中部分头脑较为清醒者开始认识到,当时国民经济糟糕与物质匮乏所造成的生活困境已经超过社会承受的限度,而当局对于民众特定要求的处置方式,不过为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居民自发形成抗议活动以发泄长期以来积累的不满与愤怒,提供了借机进行社会动员的诱因。这些后来史称“四五运动”的社会抗议活动,使此前潜伏20馀年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由此获得了集中暴露的机会,同时也敲响了政治警钟,把当时严峻的社会局面和解决经济问题的紧迫性事实上摆在当局面前,虽然当时政治现实的发展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这可以有助于解释,何以毛去世后只有2年,高层即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基本达成共识,促使大陆政治经济路线发生急剧的历史性转变。一、纵观所谓改革开放历程,其路线图虽然始终贯穿经济与政治两个目标,但是至今已经明朗,其实两者并不等值,其中发展经济属于手段性目标,而稳固专制政权则属于目的性目标。如此框架设置,无异于使改革被戴上了一道紧箍咒。由于手段从属于目的,所以发展经济需要服务于稳固专制政权。既然如此,鉴于手段的价值在于帮助实现目的,那么理性的选择必然是,为了寻求实现目的,必要时可以牺牲手段,但绝不会为了寻求手段而牺牲目的。由此可见,在当局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构想中,虽然心照不宣,但是稳固专制政权始终占据首位,发展经济则居于次位,并且被预期两者将会进入某种良性循环。这一新的政治经济路线与方针,起初一度被概括为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现在看来失之含混,并不确切,因为它建立在所谓“两个基本点”之间及其之一与“中心”的相容性始终不成问题这一后来证明并不可靠的假设之上,所以充其量具有某种阶段性意义,并不具备明确性、一贯性与根本性,因此早已过时,宜其后来从官方宣传话语中完全消失。二、以上判断和结论,可以适用于解释改革开放前10年特别是后30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变化与调整及其主要考量。从邓提出和强调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到其授意与制订所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到酿成与制造1989年血案,这条线索其实已经相当明了。这种出发点与归宿,还可以通过继之上台的领导人其后不久在某一范围限定的会议上放言“如果我们失去执政权,即使经济搞上去,那又有什么意义”之类获得更为明确的印证。这也正是后来其所谓“核心利益”之说的真谛。三、显而易见,发展经济需要以增强市场经济成分为条件,因为只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并最广泛地调动和激发个人劳动积极性与工作热情,充分释放社会创造力,有力促进社会生产活动效率与效益提高,实现经济发展的繁荣。这点已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近20馀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所证明。而自由性与开放性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属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四、然而事实同时表明,市场经济发展所释放的力量及其结果具有双重性,因此其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经济状况与物质生活水平由此所发生的某种程度的改善,在某个阶段确实有助于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与官民之间的矛盾,其结果短期内有利于专制政权稳定与安全。这既可以解释始于1978年、又可以解释继而1993年后经济路线与方针发生变化和调整的动因,并且分别为其后随之赢得的数年官民矛盾相对缓和期所证明。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发展在使经济与社会获得解放和焕发活力的同时,终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伴随与外部世界信息流通和思想传播带来的社会思想观念变化,从而引发包括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及自由民主等社会政治诉求;而权力由于不受限制导致的严重腐败现象与财富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其他种种由专制政体滋生的社会不公问题,势必会引发社会不满与对立情绪,这些又由于民众自由表达权利与抗议活动受到专横限制和粗暴压制而进一步升级和加剧。其结果总起来看,与昔日统制经济或命令经济时期相比,专制政体之下市场经济成分发展与壮大所释放的力量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最终会使政权安全面临更多的威胁,从而对其构成更大的挑战。这也成为后来导致“毛左”势力崛起及其对改革结果痛心疾首和恼怒不已并由此对邓产生强烈政治敌意的重要原因。五、时至今日,有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及其力量,与40年前相比,大陆经济状况显然已经发生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但是包括公正与权利等方面的政治社会诉求也随之提升至更高的层次。这种端倪,从改革不久即出现诸如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之类社会现象中可以觉察和辨识。这些政治社会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其后果的危险性将会比此前民众仅只普遍经受匮乏和贫困煎熬的那个历史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民众不仅在借以进行社会动员的物质基础及信息、通讯与交通等技术条件诸方面已大为改善,还由于思想控制放松及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所带来的思想进步与权利意识觉醒而占据了更多的道义高地,从而掌握了更强大和更有力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思想武器。其结果促使当今官民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更普遍、更严重、更剧烈,从而令当局背负更巨大和更沉重的社会压力,政权稳定性更为虚弱。这种局面,可以通过改革前期社会形势演变即已迫使邓提出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及其后来又私下承认“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之类获得佐证。如此处境,看来既是这位被誉为所谓“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人物无法预见,恐怕也是其后来难以理解的。六、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此,更大的危险和威胁将会发生在由经济衰退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特别是经济危机降临之际。将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而非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当局这种舆论宣传原本站不住脚,但是无论如何,专制政权的合法性至此已完全有赖于经济发展成就,所以经济危机的到来势必导致其合法性也随之丧失。换言之,由于经济成果已变成专制政体的维他命,而经济停滞则带来政治灾难,所以经济引擎熄灭之日,将是政治末日到来之时。这是将合法性置于经济发展成就的狭隘基础上必然带来的不幸后果。这种政治现象,显然有别于经济问题同民主政体关系的表现。在那里,经济问题乃至经济危机的出现通常并不危及或损害民主政体本身,因为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可以通过民选领导人更替及其发生的政策调整和转变而获得消解与释放。但是它们对于专制政体则往往构成致命的威胁,因为这种僵化的政治制度缺乏基于民意与选票的权力和平移交机制,所以由此导致的社会愤怒与不满情绪爆发和蔓延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抗议活动的升级与矛头指向,足以带来造成政权倾复并使专制政体沦为殉葬品的危险。当年邓发出所谓“不改革死路一条”的严厉警告,表明其对此危险后果不失清醒的认识。这可以解释,近20馀年来,当局何以竭力设法推动GDP增速居高不下,以至不惜以危害和破坏自然环境与生态、损害和牺牲社会长远利益为代价,并且常常在劳资关系发生冲突时不去主持公正,反而公然站在自诩代表其利益的劳动者对立面。七、问题在于,由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性与开放性同专制政体在性质上不相容,可以预见,在专制政体之下,不可能形成完全的或充分的市场经济秩序。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以保障个人权利的完整性为实现条件,其并不限于经济权利,还包括其他诸种社会权利,因此有赖于国家提供以司法独立为基础的法律保障供给。同时还需要使行政权力受到必要的限制与制约,尽量切断其同微观经济活动的联系,防止其对于社会领域的不当干预,以允许市场机制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这表明市场经济秩序基于法治而非人治。这就意味着必须使政治的活动空间收缩而允许自主性与自由性尽量在社会领域获得拓展。而这些社会条件与要求将会因其势必削弱乃至破坏专制统治的经济社会基础而遭到排斥与拒绝。这条政治经济学原理,也可以通过邓及后来出自政权高层某开明人士之口的如下说法得到佐证:“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八、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成分或市场经济规模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其力量、法则及其支配作用和演变过程产生的社会效应持续发生积聚与叠加,其结果势必导致其同专制政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步加深和日益尖锐,并愈演愈烈,直至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并且将会伴随经济形势恶化与经济危机降临而进一步加剧,进而酿成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危及专制政权。这就是其之所以提出所谓“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之说的用意所在。这也有助于解释,当前其在与西方贸易关系冲突问题上,何以对于对方要求其纠正违反和破坏市场经济规则等做法的施压,一开始就采取顽强抵制与极力抗拒的立场。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其决不会轻易作出退让,因为这令其担心导致赖以立足的经济基础将会遭到进一步削弱,而能否经受住这种风险的考验,对它而言是个未知数。这是市场经济秩序与专制政治之间存在冲突和关系困难的绝佳例证。就此而言,一切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变化与努力,无论来自内部或外部,都值得欢迎。九、从根本上看,国家社会制度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二元化分离状态是难以持久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两者能够始终并存的成功先例。这种手段与目的在依赖条件方面彼此冲突的做法走不了多远。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某个阶段之后,将会促使社会这两大领域之间存在的矛盾及其冲突达到某个临界点:改革初期那些两者发生低烈度冲突的领域或方面已经被陆续开发完毕并逐渐耗尽,致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而此后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由于需要以付出某种政治代价为条件而牵动政治神经,结果导致经济改革不再单纯属于经济问题,而上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使经济改革变成一种政治考验,检验当局有无作出自我牺牲的政治勇气与魄力。为政治安全起见而规避和绕过市场化改革取向所采取的那种策略,例如完全依靠增加投资以刺激和驱动经济发展,又被证明只具有短期效应,虽然其有助于推迟经济衰退到来和暂缓经济困境,但是不仅缺乏可持续性,而且带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与债台高筑等严重副作用,从而使其后来背上了沉重的经济与财政包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备受煎熬。这是不愿承担政治风险而迟延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代价。其结果此后随着经济衰退降临及其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进一步积聚,势必令经济改革的市场手术刀愈加触痛政治神经,招致更加强烈的体制性抗拒。这种经济社会形势与条件的演变与恶化,导致其完全丧失推进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勇气,再也无力像以往那样敢于举起诸如所谓“砸三铁”之类的改革大锤,以致在改革困境中愈陷愈深。所谓“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之说,表明当局已经完成其对于经济改革性质的认识。问题在于实现“自我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十、局面发展至此,经济改革似乎已经被打上了死结。如果在经济改革方面重拾市场手术刀,以挽救经济颓势,摆脱经济困境,则不仅为此时更加虚弱的经济体质带来改革的阵痛,引发难以预料的政治社会后果和反应,而且会削弱专制政体赖以立足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并压缩专制权力的活动空间。可想而知,这些对于政治承受能力原本已经很差的当局来说,究竟会令其冒多大政治风险。这就是改革到此何以被称为进入所谓“攻坚阶段”的真实政治寓意,也是所谓“颠复性错误”何以被其当做一种政治口头禅的实质。可以发现,至此市场经济发展同专制政权的蜜月期已告结束,由此使当局起初对于两者关系始终保持良性循环的预期完全落空。而且这种选择如果久拖不决,只会导致局面发展愈加糟糕,所以长期僵持下去更为不妙,其结果迫使当局在某个阶段必须彻底作出政治决断,对此问题摊牌。十一、从长期来看,这种局面演变的结果不可避免,因此抉择迟早会发生,其主要表现为主导改革的高层内部各派势力的角逐及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抉择的结果与意义很明确:或者顺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潮流而大胆进行政治变革,以突破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制度瓶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补给,为社会活力延续创造政治条件,并通过实现政治文明,从根本上消除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或者抗拒市场经济释放的力量及其形成的社会政治变革压力,借助于运用和加强暴力工具,反过来加紧社会控制,保持政治高压,并通过收缩公共舆论空间,限制言论自由,以此遏制和对付民众抗议活动发展与社会不满情绪发泄,其结果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社会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直至达到可怕的白热化状态,从而危险地把自己置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沦为人民公敌。十二、当然,改革临近点的出现及其所促成的政治决断均表现为一种演变过程,并不属于某个具体时间节点,只能从改革推进力度与暴力运用强度的消长变化特征中加以判断和进行辨识,因而其通常对应于改革的某种阶段性表现,并且两者总是发生交错,很难截然分开,因为滑向临近点的过程往往同时也伴随促成政治决断的过程。但无论如何,现在结局显然越来越明朗,后一种动向迄今已取得压倒性胜利,赫然完全占据上风,从而使所谓“改革”的真面目彻底大白于世。十三、这种不幸结局,与其说是改革夭折,或者改革开倒车,不如说是一以贯之。官方宣传机器长期误导与蒙蔽的结果,使人往往看不清关于改革的这种事实真相,即维护专制政体安全而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才属于改革的第一要务,这一宗旨从改革之初即已被确立,并且从未动摇过。一旦偏离这一根本方向,改革就不再合乎其胃口,有悖于其初心。那种社会政治期望同其预定的改革意图背道而驰,不是被视为别有用心,不怀好意,就是被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以致遭到强烈敌视,始终被高度警戒和处处防范。其结果之一体现为对于体制内人士政治表现方面的评价,所谓“左” 被归为方法问题,而所谓“右”则属于立场问题,致使“宁左勿右” 多年来在体制内已化为政治顽疾。回顾40年改革历程可知,那些由于不慎触及这一政治敏感点而为之付出政治代价的体制内人士的遭遇,特别是那些由于勇于冒犯这一政治戒条而身陷囹圄、被迫流亡乃至不幸献身的公民的命运,以及改革前10年间学潮与学运屡起屡挫的结局,早已成为明鉴。所谓“党政分开” 这个前期一度被高喊的行政改革口号,后来竟由于被判定为不利于权力集中与统一而偃旗息鼓。前几年南方某开明报纸试图通过新年献词形式敦促当局以“宪政梦”充实所谓“中国梦”的努力,结果变为一场噩梦。为了阉割社会自组织能力与社会政治活力,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一直被当成政治异己力量而严加防范,其存在与活动始终被置于严格限制与严密控制之下。最近以来,作为法治建设卫士的律师队伍及社会维权人士又受到公开打压与迫害,并迫使前者宣誓效忠于党派而非法律。如果觉得这些案例公开传达的政治信息还不够明确,那么,从所谓“不改革死路一条”,到所谓“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30年不容相互否定”之说,又分明从改革的着眼点方面与改革的继承性方面分别对此提供了注解,更不用说其间诸如所谓“五个不搞”、“两个不走”及“七个不要讲”之类政治戒条陆续被抛出,从而为改革戴上的枷锁和设置的壁垒何其刺眼与醒目。十四、由此可见,所谓改革前后两个30年,以及再后一个10年,如果从政治上而非从经济上看,确实一脉相承。可见此说诚属坦白交代,而非奇谈怪论。改革的局限性于此可见。所谓改革已死,其实属于偏颇之见或幼稚之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取决于由谁来定义改革,或者由谁来设定改革的宗旨与目的,以及改革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如此街谈巷议之所以频频出现,以至不绝于耳,主要源于对改革的误判及其产生的错觉,不过反映了一部分人始终对改革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并表达了对于改革进程的失望乃至绝望,因此纯属一厢情愿,或者异想天开。其实,符合这种期望的改革无所谓死亡,因为它并未诞生。十五、不过,同样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尽管改革的主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当局手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时它也能左右改革的一切结果,使之完全符合自己的愿望。姑且不论改革过程中由于权力失去制约所导致的严重腐败现象,也不论其同时带来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及自由民主等社会政治诉求不断高涨——这两个方面不论好坏,无不促使其合法性加速流失,因此令当局大为头痛,虽不断设法遏制但仍力有未逮,即使仅仅从社会急剧发生贫富两极分化这一个方面来看,如果依照它自己当初为改革制订的标准加以衡量,即邓前后8年之间所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以及“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那么现在显然也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说它是成功的。市场经济机制在创造经济成就的同时,原本就会难免伴随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而专制政体之下存在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以及专制政体造成的市场条件残缺和市场扭曲现象,则势必放大此类缺陷,其结果促使贫富分化加速降临并大大加剧。在不足20年时间内,改革就使中国大陆可耻地沦为全球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至名列世界前茅,远超英美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如此丑陋现实备受世人诟病,也令改革蒙羞,尤其令“毛左”忿忿不平和耿耿于怀,并为其据以全面否定改革提供了口实,更为所谓改革“总设计师”始料不及,恐怕也会令其于地下难安。这是改革由于完全被当局主导而失去社会制约的内在逻辑使然,它同样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十六、无论如何,当前这种政治抉择与政治动向,虽然迄今能够使社会局势被置于可控状态,却也使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空前严重的损害,其结果使官民之间陷于严重对立,社会危机四伏,国家内外交困,以致当局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由于政治权威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来说不可或缺,而它需要权力与合法性两者共同支撑,所以在合法性持续发生递减终至丧失殆尽的危急情况下,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空缺亟待充填。只有设法使合法性达到支撑权威所必需的限度,才不至于让权威丧失其维持权力有效运转的政治功能,即保持所谓“政令畅通”。这就是近年来在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和经济衰退日益逼近的危困局面之下,当局何以转而选择铁腕反腐,整饬吏治,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并设法从前30年历史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寻求合法性资源。不过单凭这些政治举措,显然不足以有效地解决合法性问题,所以随着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与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矛盾与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迫使其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强权与铁腕保持高压统治,以致沦为赤裸裸的暴力;同时通过编织无孔不入的社会监控网络,公然侵犯乃至践踏人权,并通过加紧控制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收缩公共舆论空间,公开处罚、打压和迫害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表达异议或勇于直言的公民,扼杀言论自由,竟至于在大学校园内培养告密之风,以迫使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保持缄默,结果沦为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十七、纵观大陆现已走过的近70年之路,如果以所谓改革开放为期划界,不同于前30年,也有别于后30馀年,最近这几年来,社会控制之严紧无疑属于一种“新常态”, 政治形态之严酷确实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些新的社会与政治变化现象,虽然看似带有相当鲜明或突出的个人色彩,实则与其说系个人行为,不如说其属于某种体制性反应,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控制局面,保持住权力。这是国家局势发展与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所谓“政治的逻辑”使然,确切地说是支配专制政治的逻辑使然。这与某些动物出于防御本能作出的应激反应类似,例如一只狗或一条眼镜蛇如果预感威胁迫近,就会露齿咆哮或鼓颈竖身丝丝发声乃至主动发起攻击。可见这些变化迹象,反过来也证明当局已陷于空前的统治困境,因此其正是社会危机全面降临的明显征兆,以及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和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直接反映。十八、可悲的是,走到今天这一步,它既退不回去,可以相机重返昔日统制经济时期的旧怀抱;又不肯往前走,心甘情愿迈向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果进退两难,无所适从,以至骑虎难下。如前所论,由于发展市场经济与维持专制政治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往往会发生冲突,难以长期兼容,终将导致其在解决经济问题上陷于两难困境:如果不继续沿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经济改革深入,就不足以维持经济发展后劲,摆脱经济衰退困境;而一旦这样做,又令其担心由此导致统治基础受到削弱而犯下所谓“颠复性错误”。如此前怕狼,后怕虎,并且怀疑遍地陷阱,因此顾虑重重,以致首鼠两端,处处设防,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结果其对于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深化的计划一再拖延,畏葸不前,以致不仅在放权与集权之间来回反复,摇摆不定,在发展民营经济问题上半心半意,忽冷忽热,而且在优化经济要素以提高经济活力方面迟疑不决,优柔寡断。它发现自己在政策与策略方面进退维谷,在思想与宣传方面进退失据,最终竟然使自己沦为经济与社会困境的囚徒,这一结果是对其长期将经济与社会变为自己囚徒的报复。现在它不仅公开与普世价值为敌,也被国内外左派纷纷指控为对马克思主义公然背叛,结果处于两方批判的交叉火力之下,受到左右夹击,腹背受敌,以致众叛亲离,越来越被孤立于文明世界之外。十九、令人痛心的是,近30年来,强权、腐败、虚伪与投机行径已经充斥和全面渗透整个体制,导致政界普遍堕落和发生大面积政治腐朽,致使政权公信力丧失殆尽,从而对社会精神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成为败坏社会道德伦理的最大污染源,其结果造成中华民族元气大伤,已不亚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以至于近些年竟然搅动社会兴起一股怀念、向往乃至呼唤文革的浊流,一些人不无根据地认为,至少当下社会风气非以往那个实行红色恐怖的肃杀时期可比。无论如何,如此否定改革并转而拥抱文革的思潮和势力在社会上抬头,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改革的名声已遭到严重败坏,从而为改革的正当性打上了问号。而当局被迫转而通过借助于改革之前的历史与政治资源寻求修补合法性之举,又从反面表明改革已经丧失其号召力和吸引力。但是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远不止此,其所导致的社会离心离德现象,又不仅体现在社会敌意滋生和社会戾气弥漫,报复社会行为或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且不断升级,骇人听闻,以致人人自危,普遍缺乏社会安全感,还表现为推动大陆国外移民潮迄今经久不息,国民纷纷离弃家园,造成智力资源与社会财富大量外流,并促使台独、疆独甚至港独势力日益崛起与坐大,从而使祖国深受分裂危险的困扰与威胁。这就是一个政治集团为了达到永久霸占公共权力的自私目的,不仅处心积虑,而且无所不用其极,死心塌地坚守专制政治堡垒,不遗馀力抗拒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代价与恶果。不难发现,现在党派利益乃至集团利益不仅侵害而且已经绑架了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二十、归根结底,自由是一种完整的人性表现和精神形态,其在经济领域中的最优实现保障为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领域中的最优实现保障为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在经济与政治这两大社会领域中的生命不可分割,即使其短期内可以被加以分离,但是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一种二元性的经济与政治结构没有社会生命力可言,因为其演变结果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致命的排异反应,终至造成社会精神分裂与社会日益溃败。从根本上看,不是自由经由经济领域步步为营,逐渐蚕食政治领域,迫使专制成分节节败退,直至实现政治民主,就是专制经由政治领域持续扩张,不断侵占经济领域,导致自由成分日益衰竭,直至恢复统制经济:二者必居其一。All or Nothing:自由的社会与历史命运只能如此,别无出路。这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历程所昭示的社会哲学原理。二十一、迄今为止,市场经济发展并未将中国大陆带入民主政治,好像也未能促使这一前景变得更为明朗和确定,这一结果使断定市场经济因素的注入必定会带来政治利好乃至自动促成实现政治文明的预期落空。这似乎表明,那种关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论点并不成立。看来实现民主政治需要更多的条件,它还与国民政治觉醒的普遍性、国家政治生态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政治素质、远见与品德攸关。在某一社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因素的活跃及其活动领域扩展,对于促成政治变革乃至带来民主政治结果来说,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不能提供必然性。或者说,两者之间尽管具有某种关联性,但是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十二、不过,某种社会变化现象,有时不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段不足以显示出其重大意义,因此作出正确判断需要进一步放宽历史视野。无论如何,市场释放的经济社会力量不可低估,它已经并且必将继续促使维持专制政体成本更高昂,代价更沉重,因此也更吃力,更艰难,以致当局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极度不自信,竟至于表现得异常敏感、神经质和心虚,风吹草动,如临大敌。这些迹象正是社会局势高度紧张的征兆和专制政体力不从心乃至难以为继的端倪,在某些方面同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夜社会政治局面演变情形极其相似。殷鉴不远,当时袁氏通过复辟君主制以应对政局变化之举旋即招致灾难性结局,可见历史早已证明,实行政治倒退在大众民主意识觉醒之日根本行不通。而最近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的试探性举措,结果又由于接连受挫而不得不退缩,可见现在也无法返回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期并从中找到政治出路。这表明抛弃旧制度势在必行,民主曙光照临东方已不可避免。现在大陆人民正处于历史隧道的尽头,历史机遇正在前头招手,历史使命正垂青于这一代人。这些社会发展态势与政治变化征象,理应成为进一步鼓舞公民政治斗志的先兆和激励社会争取政治解放的前奏,召唤人们携起手来,为埋葬专制与压迫的旧世界和迎接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早日到来而英勇奋斗。 2008年12月 [本网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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